【朗遊書海】我不是我的我：讀《餘生》李登輝自傳

最近李登輝逝世，台灣各界一片追悼之聲，反而香港好像沒有什麼迴響。我一向對李登輝認識不深，小時候更覺得他是個“壞人”，一手拆散了國民黨令陳水扁上台，還曾經參拜日本的靖國神社。不過從最近懷緬的文章看來，李登輝又被譽為“台灣民主之父”；我心裡好奇，台灣民主不是由蔣經國開始的嗎？因為這些疑問，我從台灣訂來李登輝的最後自傳《餘生》，並參考了網上的評述，得出一個頗為有趣的答案。

台灣的民主之路，無疑由蔣經國開始。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蔣經國解除戒嚴，放鬆黨禁，提拔了不少台灣本省的精英-- 李登輝便是其中的表表者。曾經加入共產黨的他，仍然被蔣經國大膽舉薦為政務委員，而且仕途一帆風順，在短短數年間由政務委員躍升至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以至副總統。傳聞蔣經國最是欣賞李登輝勤奮認真，卻不群不黨，不出風頭的性格。所以最終力排眾議，選擇李登輝為副總統，差不多就是欽點他為接班人。

李登輝在自傳中憶述，在他初任台北市長之時，
蔣經國每晚都會來到他家，與他討論當日政事。

1988年蔣經國驟逝，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但可能蔣經國也沒有預計自己離世得如此倉促，所以在繼承人方面並沒有仔細安排。據李登輝自己的描述，他當時是個空頭總統，“沒有權力，沒有部署，沒有派系，無法命令軍隊，掌控不了情報機關”。在黨政軍中他充其量只掌握了政務權力，而且周圍的政敵虎視眈眈，蔣介石的遺孀宋美齡特地從美國來台主持大局，掌握軍權的郝柏村更揚言有他在，“十五年內都不會讓李登輝為所欲為”。

在這些時刻，李登輝表現得像一個馬基維利式的弄權好手-- 他先是三番四次的重申奉行三民主義反攻大陸的方針，每天到蔣經國靈前致敬，藉以麻醉政敵；再以借力打力，分化拉攏的方式，首先和郝柏村合作取代掌握黨務系統的李煥，然後明升暗降，將郝柏村升為行政院長，從而將他剝離軍事系統。接著，他又透過百合花學運累積群眾壓力，將尸位素餐的萬年國代趕下台。經過一連串的鬥爭，李登輝成功在上台四年後正式掌握權力，開始推行他的民主改革。

李登輝與郝柏村

與一般的弄權政客不同，對於李登輝來說掌握權力只是工具，而非目標。由此至終，他從政的初心就是希望透過推動台灣的民主化，讓下一代能夠活在一個多元進步的社會裡，擺脫舊中國中央集權，既得利益者透過依附政權成為特權階級，用人唯親利益輸送的貪腐制度。簡單點來說，就是讓人民擺脫奴隸思維，令台灣不再需要有皇帝。而最直接達成這目標的方法，就是讓台灣實現一來一往的政黨輪替。這解釋了為何當年李登輝一手離間連戰和宋楚瑜，令民進黨的陳水扁漁翁得利驟登大位，實現首次政黨輪替；也解釋了為何他在退下火線後一時支持馬英九，一時支持蔡英文的多變形象；這亦解釋了，為何他卸任總統後沒有緊抓權力，而是以培養和牛為樂-- 就像全身而退的華盛頓一樣，在他放下黨政軍大權的時候，李登輝亦從中國歷史上常見的統治者，一躍成為華人中難得一見的政治家。

李登輝能夠有如此素養，在於他不止是一個中國人。以台語為母語的他，年青時接受的是日本戰前注重修養和奉獻的全人教育，從政後又在蔣經國的耳提面命下成長，所以有評論形容他同時具備“台灣人的親切，日本人的公私哲學和纖細，以及中國官場的進退和謀略”。而且正因他以身為台灣人，甚至半個日本人自豪，所以他能夠擺脫傳統中國“大一統”的觀念，以台灣總統的身份和中國抗衡。

李登輝一生以接受日本文化熏陶自豪

不但如此，在李登輝從政前，他首先是一位學者。所以對他來說，弄清楚“為何”行動，與“如何”行動同樣重要。在李登輝的自傳中，他不厭其煩的反復重申政治理念，以至他的做人哲學；卻甚少談及他當年如何掌權，如何執政。李登輝曾用一句話總結自己的做人哲學：“我不是我的我”。這句話曾被人批評故弄玄虛，但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放下自我，以奉獻大眾的精神為人處事。這哲學的來源，一部分來自基督教中“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的器皿精神，一部分來自德國哲學中“自我超越”的概念，但有更大部分卻來自日本武士道中“捨己奉公”的態度。

我們一般理解“捨身取義”這概念，都會覺得是一瞬間的事，例如勇者衝入火場救人，或烈士走上戰場慷慨就義。但對李登輝而言，捨身取義卻是一種我們在任何時刻都在實踐的生活態度-- 我們每一刻都在選擇，或是按著自己的性情利益出發，或是以民眾公義的立場主宰自己的行為。捨己奉公的態度有兩個結果，一方面在放下自我後，我們不再被自己的私慾、情感、甚至意識形態蒙蔽，能夠以平靜理性的態度作出最適當的決定；另一方面從大眾的角度出發，我們也能夠看得更遠更深，得出常人未必有的結論。就是這態度，令李登輝能夠以棋手的姿態，冷靜耐心的逐一將他的政敵鬥倒；也是這精神，令他的目光能夠超越政黨的利益，一心以台灣人民為依歸，達成政黨輪替的“寧靜革命”。

李登輝好學不倦，熱愛反思，甚至有人稱呼他為“哲學家總統”

李登輝身高一點八米，在照片中常高人一頭。經過檢視他一生的事跡，感受到他捨己奉公的精神後，我感覺他在相片中好像更高了。現在斯人已逝，但典型在夙昔，就如他在最後一次公開出席選舉晚會中說道，“台灣要交給你們了”。但我們準備好接棒了嗎？

【朗遊書海】跟著凱撒學改革：讀《羅馬人的故事》（二）

（前接 帝國是怎樣煉成的？讀《羅馬人的故事》（一））

上次說到羅馬共和國在長達一百年的戰爭中打敗了強敵迦太基，正式崛起成為地中海的霸權。不過隨著外患消失，共和國內部的問題也開始浮現。開端的問題是貴族掌握大部分權力，平民失去向上流的機會；不過這問題很快便因為貴族讓步而解決。共和國先是設立代表平民的護民官，再成立不包含貴族的平民大會，容許平民大會所訂立的法律成為國策，甚至推翻元老院的決定。這樣一來，平民在體制內得到足夠的代表性，便停止了鬥爭。

不過隨著羅馬領域擴張，其他問題也隨之而來。首先因為國土太大，原來由本地精英組成的元老院所作出的集體決定和每年輪換的執政官制度已無法有效率的處理種種事務，政策變得滯後過時，或過於依賴地方總督；其次，以往由農民組成的羅馬軍隊由於作戰距離太遠，不但軍隊失去保衛鄉土的熱情，更因戰爭時間太長而令農地荒廢，最終加劇土地兼併和貧富懸殊的問題。到了共和國時代末期，一方面是大地主只顧自己尋歡取樂，一方面卻是失去土地的流民破壞地方安寧。

羅馬共和國末期的版圖，可見地中海已幾乎成為羅馬的內海

羅馬人並不是沒有察覺到這些問題。自從與迦太基的戰爭結束後，不少政治領袖便前赴後繼的試圖提出改革，但這些改革往往以失敗告終，反而造成長達一百年的混亂。在這些先行者中，有些人像格拉古兄弟，古道熱腸的提出農地改革，試圖解決土地兼併的問題，卻因為太過激進而被既得利益者反制，兩兄弟因而英年早逝；有些人則像老練的軍人馬略，提出讓無業者加入軍隊，將征兵轉變為募兵，雖然在短時間內解決流民問題，卻無形中令將領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間接釀成了以後連綿不斷的軍事政變。最後是蘇拉，一心希望透過更新元老院制度鞏固體制，但卻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不但血洗羅馬，更自封終身獨裁官，成為羅馬體制最大的破壞人。

在這些人的失敗和嘗試中，羅馬人並不是沒有得到經驗。站在這些巨人的肩膀上，有名的凱撒登場。透過他提出農地改革的事跡，我們或可學到如何成功的推動改變。當時農地改革的最大障礙，是掌握權力的元老院成員很多是大地主，所以無不反對改革。以往格拉古兄弟的方法，是以護民官的身份在平民大會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法案，嘗試繞過元老院在體制外改革。但由於推行過急，最終被元老院反制，以“元老院最終勸告”的形式指控格拉古兄弟叛國，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命令執政官討伐。這做法不但首開未經審訊判死的先河，更諷刺地進一步鞏固了元老院的權力。那麼，遲格拉古兄弟大約五十年出生的凱撒，會如何提出類似的法案？

印有凱撒的銀幣

首先，在進行改革前，相對上人微言輕的凱撒，與當時最大財主克拉蘇和擁有軍隊支持的龐培組成聯盟，稱為“三頭政治”；藉助金錢和軍隊的力量，凱撒成功擔任該年的執政官，成為體制內的領袖。其次，凱撒將重新分配土地的措施限制在國有土地，不但顯示他尊重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利，更成功拉攏了那些只擁有私人土地的地主。之後，凱撒提出將土地改革中的補償金安排和財務調動權歸屬元老院，令元老院得到榮譽和部分實質的權力。不過，雖然凱撒已經作出種種讓步，但仍然未能得到大部分元老院成員支持。所以在最後關頭的公民大會上，凱撒讓龐培動員老兵大舉集合，運用軍事和群眾的壓力令元老院服從。最終元老院屈服，擁有否決權的另一位執政官更在失控的群眾前落荒而逃，令農地改革得到通過。作為傑出軍事家的凱撒，透過掌握金錢和軍隊，透過分化和拉攏，透過運用群眾的力量，成功在政治上也打了漂亮一仗。

但這並不是故事的完結。在推行農地改革後不久，凱撒便已歸回戰場，在高盧戰爭中大勝凱爾特人，將羅馬的領土推展至法國全境，以至英國南部。不過當他在戰爭結束，領兵歸國打算接受英雄的待遇時，忍無可忍的元老院成功拉攏龐培，向凱撒提出最後通牒：在國境交界的盧比孔河外解散軍隊，立即回國！凱撒心知這是個陷阱，如果他真的返回羅馬，大有可能遭受審判，甚至如格拉古兄弟般含冤而死；但如果他帶著軍隊度過盧比孔河，按照法律便等同叛國，他將逼不得已硬撼龐培，掀起一場勝負未知的內戰。面對眼前流動的河水，凱撒痛苦的向軍隊說道：“越過此河，將是悲慘人間；但若不越過，吾將毀滅。”

究竟凱撒會否越過盧比孔河？下回再續。

【朗遊書海】我們不是蜉蝣：讀《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讀米蘭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開始只是為了解開一個謎團：什麼叫作“不能承受之輕”？

坦白說，即使我讀完了整本書，再反復翻查，我仍然在似懂非懂之間。不過我想作者的意思，所謂“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就是生命本來就是輕飄飄，毫無意義的。作者曾引述一句德國諺語：“一次算不得數”；所以“只能活一次，就像是完全不曾活過”一樣。當我們只能活一次，當我們所做的決定都不能被檢驗，我們根本就沒有選擇的餘地。“一旦消逝便不再回頭的生命，就如影子一般，沒有重量”；“無論這生命是否殘酷，是否美麗，是否燦爛，這一切都沒有任何意義”。蜉蝣的生命稍縱即逝，它們連進食的器官也沒有；我們會覺得蜉蝣的生命“無足輕重”，那麼人呢？我們的生命與蜉蝣又有什麼分別？

正因為生命無足輕重，所以最聰明的做法，莫過於將所有事情都輕輕舉起，輕輕放下-- 面對生死，可以輕輕放下；面對情人出軌，可以輕輕放下；面對敵國入侵，同樣可以輕輕放下……“完全沒有負擔會讓人的存在比空氣還輕……變得只是似真非真，一切動作都變得自由自在，卻又無足輕重”。但我們真的可以將所有事情都輕輕放下嗎？生活中總有些事情，我們會不由自主的著緊，不由自主的想要認真對待。所以我們會追求有意義的人生，我們會痛恨情人出軌，會為了敵國入侵而感到熱血沸騰-- 我們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無足輕重，此所謂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人只能活一次，歷史也只能活一次。所以如果人無足輕重，歷史也同樣的可以無足輕重。1968年，捷克人民在共產黨統治下追求自由化，史稱“布拉格之春”；但抗爭的結果，是蘇聯軍隊將坦克駛入布拉格，自由化行動徹底失敗，知識分子紛紛出逃；而留在捷克的人，便被迫接受抉擇-- 或是投降，或是卑微的生活。書中的主角托馬斯，便曾因為發表一篇批評共產黨的評論而且拒絕收回，結果從一個前途無限的外科醫生貶到普通診所看門診，再成為洗窗工人，最後淪為鄉間的貨車維修……回想前塵，他曾想，如果布拉格的人民再次抉擇，究竟是應該“高聲呼喊加速滅亡，還是保持沉默延緩死期”？他又想到，四百年前捷克的貴族為了宗教自由，與神聖羅馬帝國對抗，掀起“三十年戰爭”，幾乎令捷克民族全滅；三百二十年後，捷克人學乖了，在希特拉的野心下任由德國吞併自己，最終卻標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最終捷克人徹底喪失了作為一個國族的自由。到底怎樣做才是正確？是重，還是輕？我們永遠不會有最終答案，因為歷史也只能活一次。

布拉格之春

在小說的後半部，作者將焦點由“輕重”轉移到“媚俗”這個概念上。什麼是媚俗？作者的定義，是“對於存在的全盤認同”，或“將人類存在本質上無法接受的一切事物排除在它的視野之外”；這些說法教人如墮五里霧中。我唯有將他所舉出的例子歸納了一下，勉強得出以下的大包圍定義：媚俗是為了跟隨主流，自覺或不自覺的認同了主流思想，甚至將主流思想過度美化，將它看作唯一真理，不容許其他可能性，不接受這套思想的任何黑暗面，而且還要強迫他人同樣接受這套思想。例如在中世紀社會，神權至上，所以教會不容許人民將至聖的“神”和“大便、勃起”等忌諱詞聯想在一起；在共產社會，人們無法討論共產主義的黑暗面，在群眾活動上也要強裝笑顏，不笑者會被視作背叛國家。在標榜自由的西方，也會以自由民主，或者政治正確視作正統思想，所有對這些概念提出異議的都會被口誅筆伐，好像早前 JK 羅琳因為對於變性人提出別種想法而遭到大肆抨擊一樣。媚俗的問題，不是思想有誤，而是因為虛假愚昧。虛假，是因為媚俗的人所說所做多於他所相信的；愚昧，是因為他們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思考，寧願人云亦云，喪失了自我。

打開維基，有關媚俗的例子竟然是這隻可愛的貓

可悲的是，當我們要統合一群人，便需要有一個共同的綱領來維繫我們的行動。但當一個共同綱領，一個主流思想誕生，媚俗便不由自主的出現。即使在最近的抗爭中，我們仍然避無可避的將運動綱領簡化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甚至“港獨是唯一出路”；只要有人對這些綱領表示異議，便會被人斥為不是手足，不是同路人，以至應該被清算。我這樣說不是說行動不可以有共同綱領，只是希望大眾在什麼時候都要保持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說出一些超出自己所想的話，因為我們不能保證主流思想在什麼時候都是正確的。三十年前，人們堅信“民主回歸論”，為了保衛釣魚台甚至願意犧牲生命。今天我們覺得他們無知，但焉知數十年後，我們又會如何看待今天的自己？

米蘭昆德拉寫作的特點，是不會將觀點明確寫出，而是透過種種敘事、疑問甚至自白，迫使我們思考，思考自己真正著緊的是什麼，真正認同的又是什麼。畢竟我們都不能承受那生命之輕，或容許自己淪為一個虛假愚昧的人。唯有經過充分思考並行動，我們的人生，在自己的界定下，才算真正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