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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夜

你知道什麼是絕望嗎？

絕望不是大哭一場，不是捶胸頓足，不是歇斯底里。

絕望是安安靜靜地坐在窗前，看著夜空中那些星星，一顆一顆，像針尖一樣刺進眼睛。

梵高就是這樣坐著。

這是一個沒有風的仲夏夜。聖雷米療養院的窗外，空氣凝滯得讓人窒息。

梵高今年三十七歲。

如果你問他這一生最想要什麼，他會毫不遲疑地告訴你：愛。

愛這個世界，愛這個世界上所有受苦的人。就這麼簡單，就這麼不可能。

他曾經放棄畫廊的穩定工作，那份讓他的家族滿意、讓社會認可的體面工作。

他去當老師，想要啟發貧苦人家的孩子。但學校說他太激進，不適合。

他去做傳教士，想要安慰受苦的靈魂。但教會說他太投入，太不理性，也不適合。

「不適合」——多麼輕描淡寫的三個字，卻足以粉碎一個人的自信。

但梵高沒有放棄。他決定用另一種方式來愛這個世界——做一個畫家。

他要用畫筆描繪窮苦大眾的掙扎，描繪自然和生命之美，描繪那些被世界遺忘但依然閃閃發光的景象。

沒有人教過他正式的繪畫技巧，他就像個虔誠的信徒臨摹聖經一樣，一筆一筆地模仿別人的作品。

在昏暗的燭光下，在破舊的閣樓裡，他畫了一張又一張素描，直到手指磨出繭，直到眼睛布滿血絲。

經過無數日夜的苦練，經過巴黎畫壇的薰陶，他的作品終於開始得到一些讚賞。

評論家說他有天賦，朋友說他有前途。

但是，沒有人買他的畫。

他的畫，只因有人同情他而賣出過一幅。

梵高輕輕歎了口氣，歎息聲在靜謐的夜裡顯得格外孤獨。

他想起了弟弟西奧——在這個冷漠世界裡唯一還相信他的人。

當他與父母決裂，離開家園，只有西奧依然寄來生活費，鼓勵他繼續作畫。

當身邊所有人搖頭，建議他找個正當工作的時候，只有西奧依然相信哥哥總有一天會成功。

但這份愛，竟是如此沉重。

梵高知道，為了支持他的夢想，西奧一家過著節儉的生活。

西奧本可以自立門戶，開一間屬於自己的畫廊，但為了每月給哥哥寄錢，他只能繼續為別人打工。

愛，有時候就是這樣殘酷。它讓被愛的人感到溫暖，同時也讓他們感到無比的負疚。

梵高想要成為弟弟的驕傲，卻成了他的負擔。他想要回報這份愛，卻什麼都做不到。

而且，他還在數月前做了一件瘋狂的事——他與朋友高更爭執，一怒之下割下自己的耳朵。

結果，他被送進了聖雷米的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的生活很簡單。簡單到只剩下最基本的需要：吃飯、睡覺、吃藥。

但對梵高來說，這裡是他創作的天堂。

沒有社交的壓力，沒有生存的焦慮，沒有別人異樣的眼光。

只有畫筆、顏料，和他內心那團永遠不會熄滅的火焰。

在這幾個月裡，他像要燃盡生命般瘋狂創作。

幾乎每天都有新的畫作誕生——《鳶尾花》、《麥田與柏樹》、《聖雷米的療養院》……

每一筆都帶著他的血液在流動，每一種顏色都承載著他對世界的複雜情感——愛與恨，希望與絕望，美與痛苦。

但梵高知道，這還不夠。遠遠不夠。

世界到處都充滿著脈動的色彩——向日葵的金黃像燃燒的太陽，星空的紫藍像深海般幽邃。

這些色彩在普通人眼中或許平凡無奇，但在他的眼中，它們都在呼吸，都在歌唱，都在訴說著生命的秘密。

只有通過他的畫筆，這些顏色才能展現它們真正的靈魂。

於是，在這個沒有風的仲夏夜，梵高又一次提起了畫筆。

他凝視著窗外的星空，感受著那些星星在夜幕中的舞動。

在他的眼裡，星空永不休止——它們旋轉，翻滾，帶著韻律在永恆流動。

這一切，在梵高的內心深處都激起了巨大的波瀾。

他感到一種無法言喻的衝動，想要捕捉這個瞬間的美，想要將他對世界的所有熱情和絕望都傾瀉在畫布上。

他拿起畫筆，開始在畫布上大筆大筆地塗抹。

藍色、黃色、白色，在他的筆下融合、碰撞、交織。

他畫出了流動的星空，扭曲的柏樹，沉睡的村莊。

他畫出了生命的律動，時間的流逝，宇宙的神秘。

更重要的是，他畫出了自己——那個孤獨但依然燃燒的靈魂。

終於，梵高放下畫筆，看著眼前的作品。

他不知道這幅畫會改變藝術史，不知道它會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幅最著名的畫作。

他只知道，他終於將心中的星空展現了出來。

一年後的某個黃昏，梵高在法國奧維爾的麥田裡開槍自盡。

六個月後，西奧也因悲痛和疾病離開了世界。兩兄弟被葬在一起，墓碑上爬滿了常春藤。

誰能想到呢？

一百三十年後，那幅在瘋人院裡創作的《星夜》，如今靜靜地掛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排隊參觀，他們如朝聖般仰望畫作，拍照，讚歎，離開。

他們會記得嗎？

在那個沒有風的仲夏夜，一個被世界遺棄的男人，用他燃燒的靈魂，點亮了藝術的天空。

與猩猩對話的女人

你相信動物有靈魂嗎？

1960年以前，全世界的科學家都會嗤之以鼻。

動物？那只是沒有思想的生物機器，憑本能行事，沒有感情，沒有個性，更別說什麼靈魂。

但一個二十六歲的英國女孩，改變了這一切。

她叫珍·古德 Jane Goodall。沒有大學學位，沒有正規訓練，沒有任何研究的資格。她唯一的「資格」，就是從小喜歡動物，還有一顆不肯放棄的心。

1960年七月十四日，坦尚尼亞的貢貝溪國家公園。

珍·古德拿著筆記本和望遠鏡，獨自走進非洲的原始森林。

她的任務很簡單：觀察黑猩猩。但沒有人告訴她，這將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

剛開始，黑猩猩們不理她。

她一出現，牠們就逃走。她跟了好幾個月，只能遠遠地看到牠們的背影。

當地人覺得這個白人女孩瘋了，科學界也對她的研究沒有什麼期望。

但珍沒有放棄。

她每天天沒亮就起床，在森林裡一待就是十幾個小時。

她學會了靜靜地坐著，像一塊石頭一樣不動，直到黑猩猩們忘記她的存在。

慢慢地，奇蹟發生了。

有一天，珍看見一隻雄性黑猩猩在用草莖釣白蟻。牠把草莖插進白蟻窩，等白蟻爬上來，然後抽出來吃掉。當草莖太寬時，牠還會把它弄細一點。

珍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隻黑猩猩在製造工具！

在那個年代，「會製造工具」被認為是人類獨有的特徵。

人類學家們驕傲地說：「人類就是會製造工具的動物。」

但現在，一隻黑猩猩打破了這個定義。

珍立刻發電報給她的導師，她的導師回覆：「我們必須重新定義工具，重新定義人類，或者承認黑猩猩也是人類。」

這還只是開始。

接下來的幾年，珍發現了更多驚人的事實。

黑猩猩會擁抱，會親吻，會拍肩膀表示安慰。

牠們有複雜的社會關係，會結盟，會背叛，會報復。

母猩猩會耐心地教導幼兒，父猩猩會保護族群。

更重要的是，每隻黑猩猩都有自己的個性。

這在當時是革命性的想法。科學界堅持動物只能用編號稱呼，因為牠們沒有個性。

但珍偏要給牠們取名字：大衛·灰鬍子、菲菲、弗雷多、古迪…

有的科學家很不高興，覺得科學研究必須客觀，她這樣做太主觀了。

但珍堅持：「如果我們不把牠們當作有個性的個體，我們怎麼可能真正理解牠們？」

事實證明珍是對的。

她觀察到菲菲失去孩子後的悲傷，看到弗雷多因為地位下降而沮喪，記錄下古迪的聰明和狡猾。

她發現黑猩猩會哀悼死者，會因為失去朋友而憂鬱，甚至會因為心碎而死亡。

這些發現震撼了科學界。

起初，很多科學家拒絕相信。「一個沒有學位的女孩，憑什麼改寫我們對動物的認知？」他們質疑她的方法，批評她的主觀，嘲笑她的過度投入。

但珍有證據。她有長達數十年的詳細觀察記錄，有無數的照片和影片。最重要的是，她有黑猩猩們的信任。

是的，信任。

經過多年的相處，黑猩猩們不再把珍當作外人。大衛·灰鬍子會主動靠近她，甚至輕輕握住她的手。菲菲帶著孩子來找她玩。弗雷多會在她面前展示自己的新本領。

那一刻，物種的界限消失了。人類和黑猩猩之間，只剩下了最純粹的情感連接。

珍後來回憶：「當大衛第一次握住我的手時，我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震撼。這不是人和動物的接觸，這是兩個有意識的生命體在相遇。」

但珍的貢獻不只是科學發現。

在貢貝森林待了多年後，她發現黑猩猩的棲息地正在快速消失。當地農民為了生存砍伐森林，黑猩猩們失去了家園。如果不採取行動，她研究了幾十年的黑猩猩可能會滅絕。

於是，這位科學家變成了保育鬥士。

她走出森林，走向世界。她在聯合國演講，在大學授課，向政府遊說。她成立了珍·古德協會，推動環境保護和動物保育。最重要的是，她開始教育年輕人。

「我們最大的希望在於年輕人，」珍說，「只要我們不摧毀他們對自然的愛，他們就會拯救世界。」

今天，九十歲的珍·古德仍然在全世界奔波。她每年有三百天在旅行，向人們講述黑猩猩的故事，呼籲保護環境。她已經不再是那個拿著望遠鏡的年輕女孩，但她的眼神依然像五十年前一樣清澈。

有人問她：「妳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珍笑了：「我讓人們明白，我們並不是這個星球上唯一有個性、有智慧、有感情的生物。我們是動物王國的一部分，不是它的主人。」

這就是珍·古德的革命。

她沒有發明新的武器，沒有推翻政府，沒有征服土地。

她只是安安靜靜地坐在森林裡，耐心地觀察，用心地聆聽。

然後她告訴世界：動物和我們一樣，都有心智，都有情感。

在人類傲慢地宣稱自己是「萬物之靈」的時代，一個年輕女孩提醒我們：我們只是這個美麗星球上眾多生命中的一種。

我們不孤單，我們從來不孤單。

當大衛·灰鬍子握住珍的手時，那不只是一次接觸。

那是兩個物種之間的和解，是人類重新找到自己在自然中位置的時刻。

不是因為我們征服了自然，而是因為我們終於學會了傾聽自然的聲音。

在那個瞬間，人類不再孤單。

我們找到了同伴，找到了家。

單腿跑遍加拿大的男孩

什麼叫做不可能？

不可能，就是一個只有一條腿的十八歲男孩，說要跑遍整個加拿大。

但 Terry Fox 偏要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1977年三月九日，加拿大皇家哥倫比亞醫院。

十八歲的 Terry Fox 醒來時，他已經失去了右腿。

這是骨癌，醫生說，必須截肢，否則癌細胞會擴散到全身。

「我還能跑步嗎？」這是 Terry 問的第一個問題。

醫生搖搖頭：「孩子，你要學會接受現實。」

但現實是什麼？現實就是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死於癌症，現實就是癌症研究經費不足，現實就是像 Terry 這樣的年輕人在失去希望。

Terry 不接受這樣的現實。

在醫院裡，他看見太多像他一樣的癌症病人——有些比他年輕，有些比他年老，但他們都有同樣絕望的眼神。小孩子因為化療失去頭髮，老人因為疼痛無法入睡，年輕的母親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孩子長大。

那一刻，Terry 做了一個決定。

他要為癌症研究籌款。不是募捐幾百元，不是辦個小型義賣，而是跑遍整個加拿大。

朋友們以為他瘋了。「Terry，你只有一條腿！」

「我知道，」Terry 平靜地說，「但我還有一顆心。」

1980年四月十二日，加拿大紐芬蘭省。

大西洋的海浪拍打著岸邊，Terry 把右腳浸入冰冷的海水中，然後轉身面向西方。

在他面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國家，五千三百公里的漫漫長路。

「希望馬拉松」開始。

沒有歡送儀式，沒有媒體報導，沒有鮮花和掌聲。只有一個戴著義肢的二十一歲男孩，和一個看來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第一天，Terry 跑了二十六公里。

第二天，二十八公里。

第三天，三十公里。

每一步都是痛楚。義肢磨破了大腿，傷口流血不止。公路上的夏天酷熱難耐，有時捲起風也可以寒風刺骨。有時候下雨，Terry 更要在泥濘中咬牙前行。

但他沒有停下。

剛開始，路上只有零星幾個人知道他在做什麼。偶爾有司機會按響喇叭，丟下幾個硬幣。泰瑞撿起錢幣，繼續跑。

慢慢地，人們開始注意到這個特別的跑者。

報紙開始報導，電視台開始追蹤。人們看見一個只有一條腿的年輕人，每天堅持跑馬拉松的距離，為了一個看似不可能的目標。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人們問。

Terry 的回答很簡單：「我想讓每一個癌症病人都知道，我們不會放棄。」

漸漸地，奇蹟開始發生。

路邊開始有人等著為他加油。學校停課讓孩子們出來看他跑過。企業開始捐款，政府開始支持。整個加拿大為這個勇敢的男孩感動。

在多倫多，六萬人聚集在市政廳廣場為他歡呼。在渥太華，總理出來與他談話。在每一個城市，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沿街等候，只為了看見這個創造奇蹟的年輕人。

Terry 跑過了新蘇格蘭，跑過了紐賓士域，跑過了魁北克。一百四十三天，五千三百七十三公里，他已經籌集到一百七十萬加元。

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個男孩。他不只是在跑步，他是在向癌症宣戰，向絕望宣戰，向所有說「不可能」的人宣戰。

但癌症沒有放過他。

1980年九月一日，安大略省雷灣附近。

Terry 突然停下了腳步。他咳嗽得很厲害，胸口劇痛。醫生的檢查結果讓所有人絕望：癌症復發，而且擴散到了肺部。

「希望馬拉松」被迫終止。

Terry 面對攝影機，眼中含著淚水：「我必須停下來了，但這不是結束。我希望人們繼續支持癌症研究，總有一天，我們會戰勝它。」

十個月後，1981年六月二十八日，Terry Fox 去世。他只活了二十二年。

但他留下的遺產，比很多人都要豐富。

他的「希望馬拉松」籌集到的資金，推動了無數癌症研究項目。他的故事激勵了全世界，每年都有「Terry Fox Run」在加拿大的各大學校舉行。四十多年來，以他名字命名的活動已經籌集了超過八億五千萬加元。

更重要的是，他改變了人們對「不可能」的定義。

一個只有一條腿的男孩，證明了意志力比身體更強大。一個癌症病人，證明了希望比絕望更有力量。一個普通的加拿大青年，證明了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

今天，當你覺得生活太難，當你想要放棄，當所有人都告訴你「不可能」時，請想想 Terry Fox。

想想那個在加拿大公路上一跳一跳前進的身影，想想那個咬著牙在風雪中奔跑的男孩，想想那個用一條腿跑出了無數人用兩條腿都跑不出的距離的勇者。

他告訴我們，真正的殘疾不是失去一條腿，而是失去希望。

真正的死亡不是心臟停止跳動，而是不再為夢想而奮鬥。

一個國家的誕生

你見過一個國家在出生不久就瀕臨死亡嗎？

一七八七年的美國，就是這樣。

這一年的夏天特別悶熱。費城獨立廳內，五十五個男人圍坐在桌前。他們本來是為了修改《邦聯條例》而聚集，但他們最後發現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這個剛剛獨立十一年的國家，正在分崩離析。

北方要工業，南方要農業。大州要按人口分配權力，小州堅持一州一票。聯邦政府要徵稅，各州說憑什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每個州都有自己的算盤。

爭吵從五月持續到七月。會議室裡劍拔弩張，代表們互相指責，威脅退出。有人說乾脆分成三個國家算了，有人說不如回去當英國殖民地。

美國，這個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眼看就要在襁褓中夭折。

就在這時，一個八十一歲的老人慢慢站了起來。

富蘭克林。

他是會議中年紀最大的人，也是少數親身經歷過《獨立宣言》簽署的人。

「各位先生，」富蘭克林的聲音不大，但整個會議室安靜下來，「我活了八十年，見過許多聰明人爭論，也見過許多愚蠢的決定。但我從未見過像今天這樣的場面——一群最聰明的人，為了最愚蠢的理由，要毀掉最偉大的事業。」

他停頓了一下，環視整個會議室：「我們忘了為什麼會坐在這裡。我們不是為了賓州的利益，不是為了麻省的利益。我們是為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利益。」

但光是道德勸說還不夠。富蘭克林知道，這些政治家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實際的解決方案。

於是他支持一個看似簡單，實則天才的建議-- 設立兩院制：眾議院按人口比例分配席次，參議院每州兩名代表。大州在眾議院占優勢，小州在參議院有保障。沒有人完全滿意，但每個人都能接受。

年輕的代表們還是不服氣。有人說：「富蘭克林先生，妥協就是軟弱，就是背叛原則。」

富蘭克林笑了，那是一個經歷過風霜的老人的笑容：「年輕人，你知道什麼是智慧嗎？智慧不是堅持你的原則到底，而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堅持，什麼時候該讓步。完美是偉大的敵人。」

他指向窗外的費城街道：「外面有三百萬美國人在等著我們的決定。他們不在乎我們的政治理論有多精妙，他們只想要一個能運作的政府。如果我們因為追求完美而讓這個國家分裂，歷史會怎麼記住我們？」

會議室裡沉默了。

這些年輕的政治家突然意識到，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普通的老人。這是富蘭克林——發明家、外交家、哲學家、作家，美國啟蒙運動的象徵。他發明了避雷針，創辦了賓州大學，在巴黎為美國爭取到法國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活過了美國從殖民地到獨立國家的整個過程。

如果連他都說需要妥協，也許妥協真的不是軟弱。

接下來的幾週，會議的氣氛開始改變。代表們不再是為了勝負而爭論，而是為了解決問題而討論。富蘭克林成了調解者，每當爭執激烈時，他就講個笑話，或者分享一個人生智慧，讓大家冷靜下來。

九月十七日，《美國憲法》終於完成。兩院制也被歷史稱為「偉大妥協」(The Great Compromise) 。

當文件擺在富蘭克林面前等待簽署時，這個八十一歲的老人做了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他指向會議主席座椅後面的雕飾——一個太陽圖案。

「各位先生，」富蘭克林說，「這幾個月來，我常常望著那個太陽，不知道它是日出還是日落。現在我知道了——那是日出。美國的太陽正在冉冉升起。」

他顫抖著手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在重要文件上簽字。

會議結束後，富蘭克林被人扶著走出獨立廳。傳說中，有個中年婦女攔住他：「富蘭克林先生，請問你們開會的成果是什麼？」

老人停下腳步，看著這個普通的市民。在她身上，他看到了千千萬萬個美國人的期待和疑慮。

「一個共和國，」他說，聲音平靜但堅定，「如果你們能夠守住的話。」

那部在費城悶熱夏天誕生的憲法，至今仍然是美國的根本法律。它經歷過南北戰爭的炮火，見證過大蕭條的絕望，陪伴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目睹過民權運動的覺醒。

富蘭克林的預言實現了。美國確實成了那個冉冉升起的太陽，至今仍是世界強國。

但那個問題依然迴響：「如果你們能夠守住的話。」

共和不是一勞永逸的成就，而是每一代人都必須承擔的責任。自由不是天賜的禮物，而是需要用智慧和勇氣不斷爭取和維護的權利。

在那個費城的夏天，富蘭克林和他的同伴們創造了一個奇蹟——用理性和妥協，而非武力和征服，建立了一個國家。

這個奇蹟能否延續，答案就在每一個公民的手中。


獨立廳原址，後排中間是富蘭克林的座位，最遠處便是有太陽圖案的主席座椅

蘇格拉底之死

你害怕一個問問題的人嗎？

雅典人害怕。他們害怕得要殺死他。


七十歲的蘇格拉底，手裡拿著那碗毒芹汁，心中卻想起一個月前那個炎熱的午後。

雅典的法庭裡人聲鼎沸，五百個公民坐在那裡，像看戲一樣看著他。

他被控告的罪名多麼荒謬——荼毒青年，褻瀆神明。


可能嗎？蘇格拉底苦笑。

在整個雅典城，還有誰比他更虔誠地聽從神的話語？

當德爾菲的神諭說他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他多麼困惑，多麼不安。

於是他開始了那場漫長的求證之旅——一個接一個地去問那些被譽為智者的人們。

政治家、詩人、工匠......他們都說得頭頭是道，彷彿掌握了宇宙的真理。

但當蘇格拉底一層一層剝開他們華麗的言辭，露出的卻是空洞與無知。

只是他們不願承認，不敢承認。

只有蘇格拉底肯說：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所知。

這就是智慧嗎？這種痛苦的清醒？


牢房外傳來腳步聲，是獄卒來催促。

蘇格拉底環視四周——妻子的眼淚已經乾涸，學生們的臉上寫滿不捨，老友們欲言又止。

「老師，船已經準備好了，」學生輕聲說道，「趁著夜色，我們還可以...」

蘇格拉底搖頭。

逃跑，豈不是用行動承認了自己的罪？

七十年來，他一直告訴雅典人要敬重法律，要相信正義，現在卻要當一個逃犯？

不，絕不。


死亡算什麼呢？要麼是永恆的沉睡，沒有夢境的安詳；要麼是靈魂的旅程，到另一個世界與古希臘的英雄豪傑相聚，兩者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這座城市從此失去了那隻討厭的牛虻。

沒有人再去叮咬那些昏昏欲睡的靈魂，沒有人再去追問那些根本的問題：什麼是正義？什麼是美德？什麼是值得過的人生？

雅典人啊，你們可以殺死我，但你們殺不死問題本身。


夕陽西下，牢房裡漸漸昏暗。

蘇格拉底站起身，拿起那杯毒藥，一飲而盡。

毒藥的苦澀在喉間散開，但蘇格拉底的眼中沒有恐懼，只有一種奇異的平靜。

腿開始發麻，心跳漸漸緩慢，但思維依然清晰如水。

他用微弱的聲音說，「我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隻雞，別忘了還債。」


蘇格拉底死了。

但在那個古老的黃昏，西方哲學揭開了新的一章。

蘇格拉底那些問題，那些永恆的追尋，像火種一樣傳遞下去。

柏拉圖記錄下了老師的言語，亞里斯多德建構起了思辨的宮殿，無數後來者沿著這條路走向光明……


七十歲的老人走了，但問號留了下來。

在人類的心靈深處，那股聲音永遠不會沉默：

你真的了解自己嗎？你真的知道什麼是善嗎？你的人生，經得起檢驗嗎？

這就是蘇格拉底留給世界的禮物——不是答案，而是問題；不是真理，而是尋找真理的勇氣。


雅克-路易·大衛《蘇格拉底之死》

Rosa Parks

那是1955年12月1日的黃昏。

美國蒙哥馬利的天空正在變暗，就像這座城市裡那些不成文的規則一樣——黑暗，而且理所當然。

Rosa Parks 拖著疲憊的身軀走上巴士。

她是個裁縫，四十二歲，在百貨公司工作了一整天。

她的雙手因為長時間握針線而有些僵硬，雙腳因為長時間站立而隱隱作痛。

她只想找個座位，坐下，然後回家。

她走到巴士的第五排——那是法律允許黑人乘坐的第一排座位。

前面四排，永遠屬於白人。即使空著，黑人也不能坐。這是規矩。

巴士繼續行駛，乘客陸續上車。

不久，前面的白人座位坐滿了，又有一個白人男子上了車。

巴士司機轉過頭來，看了看 Rosa Parks 所在的那一排。

「讓座。」他說。

聲音平淡，彷彿在說「今天天氣不錯」一樣自然。

其他三個黑人乘客站了起來，默默走向車廂後方。

只有 Rosa 沒有動。

她坐在那裡，安靜得像一尊雕像；但在她的內心深處，有什麼東西在燃燒。

「我說，讓座！」司機提高了聲音。

羅莎抬起頭，看著這個白人司機。

她的聲音很輕，但清晰得像鐘聲：

「不。」

就是這一個字。一個音節。但它穿透了整個車廂的寂靜，穿透了一整個時代的恐懼。

「不。」

司機愣住。在他的世界裡，黑人沒有可能說「不」。

「你最好讓座，否則我就要叫警察了。」

羅莎依然坐著，她的背挺得很直：「那就叫吧。」

她不是沒有想過後果。

她很清楚，在這個位於阿拉巴馬州的南方小城，違反種族隔離法意味著什麼。

監獄、罰款、失業，甚至面臨生命危險。

但在那個瞬間，她想到的不是恐懼，而是尊嚴。

四十二年來，她一直在讓座。

不只是在公車上，而是在生活的每個角落——在百貨公司，她不能試穿衣服，只能憑目測購買；在餐廳，她不能坐在裡面用餐，只能站在後門等外賣；在學校，她的姪女不能和白人孩子一起上學。

讓座、讓座、讓座。她一生都在為別人的特權讓座。

但不是今天。

終於警察來到，將她帶走，將她帶進監獄，帶上法庭。

一時間，Rosa 被捕的消息傳遍了蒙哥馬利的黑人社區。

一個叫馬丁·路德·金的年輕牧師，組織起抵制運動。

一天、一週、一個月⋯⋯抵制持續了381天。

成千上萬的黑人寧願走路上班，也不願屈服於不公的法律。

羅莎失去了工作，收到無數威脅電話，不得不搬離蒙哥馬利。

她的「不」讓她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她從不後悔。

因為她知道，有些時候，一個人必須站起來。即使全世界都要你坐下，你也必須站起來。

多年後，當美國國會將她譽為「現代民權運動之母」，當她的雕像被豎立在國會大廳，當無數人傳頌她的勇氣，Rosa Parks 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但她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英雄。她只是一個疲憊的裁縫，在某個黃昏，決定不再讓座。

有時候，改變世界就這麼簡單。 有時候，一個「不」字，足以撼動一個時代。

那天黃昏，在蒙哥馬利的巴士上，坐著的不只是 Rosa Parks 一個人。

坐著的，是一個種族的尊嚴。

Rosa Parks 在巴士上

人類繁星閃耀時

夜已深，我又想起茨威格。

這位奧地利作家在1927年寫下《人類群星閃耀時》的時候，大概沒有想到一百年後的今天，會有人像我這樣，對著他所寫的十四個人物發呆。

十四個，為何只有十四個？明明人類歷史裡的繁星，還有許多許多……

於是我想續寫茨威格的故事。

我想訴說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更多在黑暗裡燃亮火種的時刻。

這些人或許是個小人物，或許在生前從未得志，但因為他們願意嘗試，他們願意堅持，人類的故事也從此不一樣。

這些人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事。

當你感到迷惘，當你感到無力，當你覺得全世界都與你作對，請記得，歷史中曾有無數人與你一樣，遇上同樣的困惑。

但黑夜雖暗，前路雖長，我們總有點點繁星照亮。

另外要一提的是，在寫作的過程中，由於才思有限，我找了 AI 幫忙。

所有文章，都是由我草擬，由 AI 擴寫，再由我審校修改。

感謝大家諒解。